想过，甚至于强烈地渴望过。刚刚从云南回来的那个学期，我几乎翻遍了学校图书馆里所有关于开放性颅脑损伤的书，并强迫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回忆张源倒下的那个瞬间。张源的生存猜想在我心中几乎是完美的，必然的；我想象他有一天可以云淡风轻地又出现在我们面前，带着点儿严肃又腼腆的笑容向我打招呼，温厚得一如既往。从小到大，他的笑容总是很能够让人安心，坚定稳重，带着一股子踏实牢靠不可动摇的力量。他从小就是筒子楼小分队的精神领袖，是我们的天，张源喜欢谁我们就喜欢谁，张源看谁不顺眼我们就看谁不顺眼，张源说的话总是对的，这一点我和郭一臣从来就没有怀疑过。

所以我一度以为，张源的再次出现——如果真的有——对于我来说将会是一件极好极好的事情。

可是当张源真正重新出现时，我却觉得我身边的某种东西像是一下子被戳破了，一种不知道是什么的情绪从四面八方不断地向我涌来；最初的惊喜劲儿过了之后，我只感到越来越紧张起来。

我咬着唇，让自己尽量不要乱想。张源还活着，这比什么都好。

“补药。”钟垣极不爽地看我一眼。

“嗯？”我猛然抬头。

“嗯什么嗯，病人刚刚动了。”他又重新把头埋了下去。

我急忙回神，慌慌张张地补药去了；一旁的助手盯着我看得挺开心。

两小时手术结束，我刚一出手术室钟垣又被叫急诊了，我一听他电话响马上溜；钟垣在身后冲着我瞪眼睛，我装没看见，冲回更衣室换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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