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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确有以小制大的传统，但在朝廷中枢而言，以大驭小却也是必须坚持的体统。高务实的这一手毫无疑问就是要用“以大驭小”来压制“以小制大”。

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办事的过程中永远要讲究就事论事，要讲究一个“谁负责”的问题。

这就好比无论你如何强调“以小制大”的重要性，当朝廷出现方面要务之时，也往往免不了要设立一个临时的经略来掌总一切。

现在的情况就很类似：既然要参与督办翊坤宫调查，而且是和东厂并行，那么就一定得有一个能和东厂提督在权威上足以分庭抗礼之人来主持，方能确保外廷不会反过来成为东厂的小跟班。

六科的两位科长虽说可以以小制大，但这个以小制大毕竟只是监督层面的，其在话语权层面肯定争不过东厂提督，因此就必须明确外廷的“调查组”以左都御史为首。左都御史身为七卿之一，乃是堂堂二品高官，背后又有内阁支持，那就完全可以在厂督面前挺直腰板说话了。

这些年大明对外战争接连胜利，而这些胜利显然都是外廷取得的功劳，因此如今的外廷绝不会容忍自己的话语权比不过内廷，那么推出左都御史作为外廷在调查中的代表就十分必要。

与此同时，既然左都御史此去是代表整个外廷，那么两位科长自然也不能——至少不应该和他唱反调。由此，左都御史萧大亨就拥有了“以大驭小”的合理性，且此时“以大驭小”的优先级将必然压倒“以小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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