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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保这边继续召集东厂的大珰们同高务实玩大家来找茬,却不料事情出了些意外。
次日,以张居正执笔拟票、冯保按例批红的对刘奋庸、曹大埜处理决议下发之后,在京众臣就觉得大事不妙,因为该决议甚至称不上处罚,作为对倾陷辅臣的处理而言,力度实在太轻了些:刘奋庸外调兴国知州,曹大埜外调乾州判官。
为什么说轻呢?刘奋庸原本是尚宝卿,正五品官。这个尚宝卿虽然是京官,而且职责是为皇帝掌管宝玺、符牌和印章,算起来也叫天子近臣,但实际上这是个没有多少实权的职务,甚至经常恩荫给一些元老重臣的子弟。
而兴国州,是武昌府所属的一个州,其知州乃是从五品。从尚宝卿降调为兴国知州,论品级只是从正五品降到从五品,论实权……说不定还更足了。
而曹大埜呢?原本是正七品的户科给事中,按照皇帝的手诏,不仅是要降调外任,而且是要求“从重严处”的,结果他外调乾州通判,这是个从七品官——这叫“从重严处”?
要知道,通判虽然在一州之内,是排在知州和同知之下的“三把手”,但由于通判同时还有监督知州之责,所以很多时候连知州都要给通判几分薄面,这可不是个虚职闲差。
这个处理结果,通俗的讲,就是不给高拱面子。
朝中诸臣没有料错,这个处理果然激怒了高拱,并且这一次他连高务实的劝说都没听,当天晚上就再次写了一道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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