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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双林的情断义绝，使李亚玲和章卫平的关系从最初的朦胧不清到渐渐的明晰了起来。

章卫平知道以前李亚玲和刘双林的关系，那时他还不是革委会主任，只是民兵连长。那时的李亚玲还没有走进章卫平的心里，说白了，两年前的章卫平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包括李亚玲单身一人去了刘双林的部队，当然她去的时候，谁也没有告诉，包括自己的父亲李支书。李亚玲回到家之后，便大病了一场，躺在炕上不吃不喝的，她的自尊心受到了空前绝后的创伤。她的伤还没有治愈，刘双林从部队上来的信便揭开了这个谜底。刘双林在给父母的信中骄傲又自豪地叙述了李亚玲来部队的过程，他是在寻找一种心里平衡，刘双林在李支书面前可以说丢尽了颜面，现在他找补回来了。那几日，刘双林父母也从来没有这么扬眉吐气过，他们举着儿子从部队上的来信，逢人便讲，那些识字的，会津津乐道地把信翻看上两遍，总之，刘双林和他的父母一起在向人们昭示一个真理，那就是，李支书的闺女李亚玲要上赶着嫁给刘双林，可刘双林不要，李亚玲只能灰头土脸地回来了。

这样的消息一阵风似的在放马沟大队每个人的耳旁刮过。李支书受到了莫大的羞辱，他又不好说什么，毕竟不争气的女儿做出了这样丢人的事情，他只能把火气吞到肚子里，然后又从嘴上冒出。那些日子，李支书的嘴上长满了火疱，躺在炕上的李亚玲也是一嘴的火疱，她和父亲一样心里憋气。李支书无法冲外人发火，回到家里只能把火撒到李亚玲的身上。李支书盘腿坐在自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说：妈拉个巴子，丢人呢，你想嫁给谁不好，偏偏要嫁给那个姓刘的。他是个啥东西?不就是天上掉下个馅饼让他叨着了么，一个小破排长有啥了不起的，我“社教”时就是支书了，那姓刘的小子算个啥东西。李支书差不多就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前后，提出辞去支书职务的，章卫平就走马上任当上了大队的革委会主任。支书和革委会主任只是名称的改变，其实行使的权力是一样的，章卫平在这种时候脱颖而出，取代了当了几十年支书的李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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