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文章的内容也很简单,就是号召教育普及,认为朝廷和皇室,有义务,为每一个大明子民提供基础教育,就算现在无法普及每一个人,也应当尽量努力地创造条件,接近这一目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是以太平之政,莫过教化,教者,政之首也”
“朕尝闻有穷兵黩武而亡国者,有穷奢极欲而亡国者,有残民暴政而亡国者。”
“未尝闻以教育而亡国者也。”
文章最后,直接开出赏格,号召全国士子和读书人,可以主动投献自己编写的教材,只要礼部审核后,觉得有可取之处,就可得赏银两千两,录用为官。
如若写得特别好,甚至能被天子嘉奖,没有功名的,赐进士出身,并一步登天,任为礼部郎中,赏银五千。
此话一出,全国无不掀起了一波研究怎么编写教材的风潮。
报纸在最后给出了新编教材的要求和标准,其一是文本要尽量少,便于印刷普及,其二要有教育意义、准确无误,其三要便于理解,可以自学。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何况这也不是什么上战场。
古代文人,从来就有好为人师的风气,这不仅仅只是能得到赏赐提拔,自己编写的教材,如果能得到批准,说大点,自己就能成为日后全天下年轻士子的老师啊!
要知道,上一个能达成如此成就的,还是编写《四书集注》的朱熹。
这种名利双收的巨大诱惑,实在能让每一个读书人发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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