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是对贪官降职或流配，惩贪偏宽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并日益超过宋刑统的法律条令，死罪形同虚设，以致大宋官场的贪赃之风更盛。

建炎朝廷最终对徽州贪墨案的犯官处以死罪，无疑是重新捍卫了宋刑统的威严。自此，赵宋历朝来对贪官污吏的宽贷诏令由此而终止，死罪的绞索和刑刀重新悬在了贪官的头顶上！

京城百姓对这番论罪背后的重大意义无从知晓，但得见贪官终于得判死刑，正义得到申张，自是大快人心，松了口气。然而，报纸上对此的评论抨击却没有消停，仿佛在说：这事还没完。

譬如有文评论，从徽州一案可见地方吏治腐败，嗤之道：“想来天上乌鸦不独一只，这地上贪官又岂只徽州一处？”

又有评论道：“天灾无情，官祸更凶，徽州既清，四海可澄焉？”

这四海指哪里？地方京城都在朝廷四海王土之内。

这或讽或喻或嘲的评论让朝中若干大臣心生悚然。均想，这言论愈发放肆，今日能讥讽地方贪赃不法，明日就能臧否朝中官员是非。遂有大臣不安，也有官员不满民间报纸妄议吏治，私下一议，便纷纷上书皇帝，要求禁止报纸非议朝政。这其中，又以刑部侍郎范宗尹尤为坚决，当日那句“宽赃者当如国蠹民贼”，让他暗恨在心，遂联合对报纸早就不满的兵部尚书周望和太常寺卿季陵借机发难，想要彻底封了这西湖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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