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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阳十二年六月，北方再逢大旱，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多地河水断流、池塘干涸。到了七月旱情仍不见好转，眼看着秋粮就要颗粒无收。

好在朝廷早于几年前就在北方各省增设了粮仓，存粮可以应对短期所需。若是灾情持续时间比较长，还会执行赈灾新法，从南方各省调粮，由粮商北运以解燃眉之急。

皇帝更是下了圣旨，调陕西镇八万多边军沿黄河入海，由海运衙门派船护送入广东就粮。又严令榆林镇边军减少供给五成，把军粮腾出来转给陕西当地官府，由其分发给灾民，才勉强撑住了局面。

但陕西一下子少了近十万边军，防御立刻变得薄弱起来。如果蒙古左翼鄂尔多斯部趁机南侵，光靠榆林镇和宁夏镇的十多万边军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了。

面对此种局面，景阳皇帝再一次离开了京师紫禁城，只带了陆军前卫和几百御马监勇士奔赴陕西，打算凭借气场和威名镇抚边军士气，与对面的蒙古部落豪赌一场。

对于这个决定满朝文武当然是大部分反对的。不管景阳皇帝是否大权独揽，还破了很多祖宗成法，有些招人讨厌。但有他在位，好歹不用担心边患问题了。

而且这位皇帝除了有点跋扈之外，也确实很能挣钱且不独吞，这就让一批新崛起的官员比较拥护了，谁会愿意看着送财童子过快完蛋呢。

只可惜皇帝的跋扈此时又尽显了出来，在指定了袁可立、袁应泰、叶向高和王安四位监国之后，义无反顾的从德胜门出京城，直奔居庸关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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