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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北宋官员而言,这统计学并不陌生,就比如说青苗法,王安石也通过观察,得知地主大概放多少利息,百姓的财务又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再去设计这青苗法。
再比如说范祥的盐法,也是通过统计,知道在盐价低于每斤35钱时购进,高于每斤40钱时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
只不过王安石他们的统计相当糙。
青苗法在京东东路执行的时候,也正在江南推行,但是江南就没有出现京东东路的问题,就是因为江南土地肥沃,一年可以种两季,故此大多数百姓是及时还钱的。
而王安石的青苗法调查,就是仅限于江南的情况,没有考虑到北方和南方其实是不一样的。
司马光、苏辙都曾对此提出质疑,但是王安石没有搭理他。
而且王安石他们的统计,是仅限于自己的观察,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没有标准就无法服众,你有你的观察,我有我的观察,中国这么大,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样。
最为关键的是,就是他们这种统计学,在朝中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违当下的主流价值观。
包括范祥、薛向,这些颇具经济才华的官员,他们在朝中都没有什么威望,真是天天被人弹劾。
因为大家都是从道德出发去谈经济,你偏偏要谈利益,那就显得格格不入。
张斐显然是吸取了他们的教训,他永远是将利益建立在公平、公正、诚信之上,主打其实还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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