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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启明无力地躺在费星沅怀里，象个听话的大孩子，任凭费星沅和涂国强笨拙地给他包扎脑袋和脖子上的伤口。没有包扎带，用来包扎伤口的布，不知是从谁的军装上撕下来的。费星沅和弟兄们原是要通知罗斯托上尉，把他送到营外卫生所的，他坚决回绝了，断断续续地对费星沅和弟兄们说，还是升旗吧！他要最后看一眼他为之战斗的国旗。费星沅和弟兄们大约清楚他的伤情，噙着泪答应了他最后的请求。

国旗就在他怀里，他感到一阵快意和轻松。他活得太苦、太累了，今日，能伴着国旗倒在这片坚实的土地上，是他的光荣，也是他的幸福。他作为一个中国军人，活着的时候毅然担起了应承担的全部责任和道义，任何人也编派不出他的不是。他没被责任和道义压垮，这是值得骄傲的。现在他倒下了，身上的责任和道义也就随之消失了。他无需再代表国家和民族，无需再对任何人、任何事业负责，他将作为一个人，一个叫林启明的中国人而迈入生死之间的门槛。这无疑是一种解脱，就象负荷重轭的牛，卸去了背上的重压。

这才发现，自己骨子里原是渴望死亡的。他真该对向他发起死亡攻击的牛康年好好道一声“谢谢”。牛康年把他推向死亡的同时，也解脱了他，给了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自由。而在此之前，他实际上是最不自由的。虽说他和弟兄们同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军人营里，但弟兄们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作为个人而活着，他却不能，他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他的躯体和头脑都被国家和民族的道义囚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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