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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先不论漕运体系如何糜烂，明朝对漕运的依赖是前所未有的，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它还是北方首都和富庶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路线。

地处北方的政权对富庶南方的掌控，就是通过‘贡粮’的形式来证明，这也是大运河存在的价值。

只是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也是刘一焜作为掌实权的工部尚书那么多年来，在与各级漕运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领悟到的一些‘奇怪’的地方：比如，没有谁不认为漕运是一种具有很多‘优点’的制度，因为它能带来稳定的收入，而且这一优点早就被广泛的认可，以至于对于它的负面影响都选择性被忽视。

尽管漕河的承载能力有限，每年也就在四至五百万石之间，但为了这有限的承载能力，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而且这种代价，绝没有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活跃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还有一点令人不解的是，历朝历代的君臣，都固执的坚持着朱元璋所定下的‘祖制’，即便时代已在发生巨变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去做改变，或者说无力改变。好比巨额白银的流入，实际上早期确立起来的财政制度已经不适应白银的广泛流通。

就拿漕粮来说，额定每年在八百万石，但实际也只有四百万石可以通过漕河运输到京城，而另外的四百万石就只有兑换成钱币缴纳，此谓之金花银。起初规定是一石米兑一两银子，一旦小麦兑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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