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同治帝君臣为西北战事的平定和同治朝第一个五年计划接近尾声时而弹冠相庆之时，距离北京仅一步之隔的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天津教案是自两次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国民反对泰西列强的一次规模最大的爱国斗争。这一次，列强的侵略披上了宗教的外衣。天津百姓针对天主教堂和不法的外国传教士，以及首先开枪伤人的法国领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惹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打击了列强的气馅。也震动了全国朝野上下。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除了军事外，还有经济和文化方面。宗教侵略就是文化侵略的一种。来华传教的西方人士，不乏善良之士；但败类也不少。列强就利用这些败类，派到国外作侵略者的先驱。少数披着宗教外衣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勾结官府，欺压平民，干了许多坏事。国内也有一些市井无赖，以入教为名，倚仗外国人的势力，为非作歹。官府害怕外国人，因而包庇这些坏分子。老百姓平时敢怒而不敢言，积了一肚子怨气。

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发生了多起拐骗儿童的事件，还发现幼儿幼女的尸体，城中人心惶惶。因为过去西方侵略分子经常勾结内地流氓、匪徒，诱骗和拐带中国穷人出洋作工，所谓“当猪仔”；加之经过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几次侵略，中国人对西方侵略者产生了普遍的仇恨和不信任感。正好天津府县拿获了两名迷拐幼童的匪徒；张拴和郭拐，讯明予以正法。民间就纷纷传说，两名凶犯和天主堂有联系。不久又拿获王三纪、安三等拐犯，他们供称与天津教堂有联系，因而天津人民对教堂疑惧万分，且充满仇恨。六月十八日，天津民团盘查到一名拐犯武兰珍，武犯供认是受法国教堂王三指示，麻药也是王三供给的。由于牵涉到外国人，清朝当地官府不敢轻率从事，由道员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三位地方主管，带领众人押解武兰珍到天主堂，找王三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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