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越想到自己在古代竟如此欺世盗名，也不禁心里暗暗好笑。只是想到这也是自己在古代立足最好的办法，也就只好暗暗摇摇头了。此时听到桑充国夸奖，便故意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诗赋之学，于国于家，并无半点用处，不学也罢了。况且礼部不久就要明发条例，罢诗赋、帖经、墨义，而以《论语》、《孟子》，并加《易》、《诗》等诸经之一，为取进士之法。至于殿试，更是要专试策论的。这诗赋之学，渐渐不再为国家取材之绳也。”那柴氏兄弟心里挂着这件事好久了，那次因引起石越的伤心事，不好再问，十几天来心里无时不想找个由头再来问石越，此时听他自己主动提起这件事，且又说得如此详细，机会难得，岂能错过，柴贵谊便最先忍不住，抢先说道：“今年二月以王安石大人为参知政事，创置制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六月御史中丞罢，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八月御史台十数名御史皆以论新法被罢，现在正是国家改革变法的时代，石兄又说进士科将罢诗赋，这些事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只是我听说庆历年间也曾罢过诗赋，不久却又恢复了旧制，罢诗赋之学到底是于国家有利还是有害呢？”他和他哥哥柴贵友就这件事参详过许久，最后觉得石越说的很可能是正确的。他们兄弟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学问是受蜀派影响的，蜀派当中，学问多有倾向佛老宿命之说，因此他们也更容易相信那些神秘主义的东西。所以他们此时想进一步了解的，倒不是来春考什么，而是罢诗赋的利弊以及与时局的关联，了解了这些，有利于他们把握政治脉搏，在明春交一份让执政大臣满意的答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苏轼自仁宗年间中进士后，就隐隐是四川士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说罢诗赋是“多事”，虽然未必有什么私心，但是却是四川士子典型的心态，因为蜀中的读书生，并不害怕写诗赋，反而喜欢文采风流的人物，考进士罢诗赋，虽然他们并不害怕影响到自己的利益，但从他们心里来说，那的确是有点多事的。而苏轼的主张若最终不被朝廷采纳，对这些年青人来说，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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