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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寒夜》,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这次在谈《激流》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也在鞭挞我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曾经对法国朋友讲过:我要不是在法国开始写了小说,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会得到他那样的结局。这不是虚假的话,但是我有这种想法还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我借觉新鞭挞自己的说法,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过去我一直背诵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丹东一七九四年勇敢地死在断头机上,后来给埋葬在巴黎先贤祠里面。我一九二七年春天瞻仰过先贤祠,但是那里的情况,我一点也记不起了。除了那句名言外,我只记得他在法庭上说过,他的姓名要长留在先贤祠里。我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写过一个短篇《丹东的悲哀》对他有些不满,但他那为国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我在三十年代就几次引用丹东的名句,我写觉慧时经常想到这句话。有人说觉慧是我,其实并不是。觉慧同我之间最大的差异便是他大胆,而我不大胆,甚至胆小。以前我不会承认这个事实,但是经过所谓“*****”后,我对自己可以说看得比较清楚了。在那个时期我不是唯唯诺诺地忍受着一切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解释:中了催眠术。看来并不恰当,我不单是中了魔术,也不止是别人强加于我,我自己身上本来就有毛病。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象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在向着伟大神明低首弯腰叩头不止的时候,我不是“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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